值得同情的启华先生

——关于《党史》（二卷）的一封信

丁弘

张启华先生：

你好！中共《党史》第二卷（1948－1978）出版了。可喜、可贺！在你主持下，花了16年的功夫呀！书还没看到，先在报上看到王金宝、王迪先生对你的访谈录。此文在上海《报刊文摘》（1月21日）占了半个版面的篇幅，标题赫然：《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中共<党史>客观评价29年功过》。

这篇文章介绍了书的内容和历史地位，而重点是说对历史评价如何掌握的。你坦诚地叙说了写作的过程和作者的心曲，这是文章的亮点。

“记者：据了解,从1995年开始，《党史》二卷的编写工作就启动了。为什么现在才出版呀？听说中央没有通过早前的书稿，是因为写错误多，显得灰暗，是这样吗？”

“张启华：的确如此，最初书稿写的错误较多，较细，中央审查没有通过。为此，我们组织大家‘务虚’，从认识上尽量统一思想。”

“务虚”的内容是什么，统一什么思想？你没有讲，当然是说宜粗不宜细，把“灰暗”改一改，秉笔直书影响不好。

这样，作为史家，你们要在“服从组织”和“追求真理、尊重事实”之间作出抉择。为此，你们花了三个星期“务虚”转弯。这使我想到季羡林先生去世前，给温总理的谈话中诉说“真话不能全说”的意思。

在这一访谈录中，看到你们为解决这个问题，找到几个说词：

“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即大度地，可不加分析地原谅和淡化一切错误。“是探索过程中的错误”；归因于没有经验，即可避开对政治生态中的道德评价；“对问题不可闹成一个个人的因素”，是说问题大家都有责任；“探索的主体是集体”，来个平均主义。这常常是把是非混淆了、抹煞了。这是不是你们“务虚”取得的成绩呢？

在你们笔下记述的29年的历史中，生活的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如对“大跃进”的主观主义，李达及时提出过意见，周恩来、陈云也早有正确的主张，但他们却为此付出了代价。也叫他们负责吗？是因为没有经验吗？

关于大跃进中的大量饿死人，你说我们是用了统计局的数字1000万。这个数字当然已经骇人听闻。但作为史学研究者历时16年，你们自己研究的成果是什么呢？杨继绳先生的书有各省统计，有大量形象资料的统计成果，说是3000多万。你们当然是看到的，却不便触及。这是宣称：“我们就是唯上，我们是正史。”

鲁迅先生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觉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不仅是大跃进中饿死多少人这个例子，你们的书在多大程度上为鲁迅之语提供佐证呢？我在这儿只是存疑，让历史作结论吧。

启华先生：你们笔下的这部《党史》，是历史性的著作，有官方权威性。你们撰写此书的故事，当也会成为历史的故事。这使我想到电视剧《汉武大帝》中的一个细节：

汉武帝走到司马迁的书房，问：“你写到哪里了？”答：“启奏陛下：言及当朝。”汉武帝说：“我可以看看吗？”答：“不可。先朝圣主有明示。”真有其事吗？即令是作者所杜撰，也是警世的精彩一笔。反映一种理想，一个诉求。过去做到不易，今天在先进的民主法治国家对作家著作的“预审制”早已不存在了。

你的答记者问，是及时的庄严声明：“我们还是遵命史学。只能如此。”正如斯大林讲的：“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至于真实性、科学性，我们是尽力而为了。这本书是“务实”和“务虚”相结合的产物。

启华先生，你们作出了努力，工作不可否定。为时16年，是值得同情的。这个工作太重要。你坦诚讲了，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启华先生：我对你们怀有敬意。或有不恭之语，出于真诚，请您原谅。

恭祝

兔年大吉

八五老人 丁 弘

2011-01-26南通病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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