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精神的传承与艺术修养

——读刘均平音乐论文集《踏遍青山》

尚飞鹏

刘均平先生是1975年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而他对民间音乐的采集与研究却是从1956年开始的，所以他对民间音乐的生成与发展、曲式结构、调式转换等问题，常常有独特的理论见解，其研究的成果，对于作曲家而言具有指导意义，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他在《陕西变体调式体系研究》中写到：“调式是音乐思维的基础。研究调式问题常与探讨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某一时代的音乐的旋法规律紧密相连。简单地找出一条旋律用了几个音并把它排成音阶，并不说明什么。只有通过旋律的表象、探求它内在的特有的旋律规律，才能有助于揭示感人的音乐形象、独特的民族风格、鲜明的地方色彩之所由来。”他对各种类型的调式的分析，总结出一个普遍的规律。我们就是通过阅读他这篇论文和大量的谱例，才明确陕西变体调式体系，是独立于我国传统五声性调式体系之外的一种特殊调式体系，这是他对陕西民间音乐理论研究的一大贡献。

一般理论家往往都忽视了音乐家的思想性，因为音乐家使用的音乐语言没有约定俗成的意义。正因此，音乐才有了更广泛的想象余地和空间，正因此，音乐的感染力比其它艺术门类的强度更大、更热烈、更宁静或者更伤感，这就是音乐动与静两极走向的特殊功能。所以音乐更情绪化的属性演义着自己的本能，使其超越了思想性的藩篱，反之，又更艺术化地走进了思想的海洋，这也正是音乐理论家刘均平先生艺术人生修养的根本境界。

1980年对于刘先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起，他开始从事国家重点艺术科研项目的编纂和管理工作，任《中国曲艺音乐集成·陕西卷》主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副主编及《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陕西卷）编委。有机会接触到更多不同种类和形式的音乐珍宝，更广泛地丰富了他对民间音乐的全面体验。他在《民歌调式转换手法九例》中是这样感知音乐色彩的“民间花布是用色线织成的，其原材料无非红、黄、兰、绿诸色，音乐中之调式，亦如同各种色线，不同的调式具有不同的色彩。单一调式构成的曲调如同单色布，有其素雅大方之美；多种调式调性交织而成的作品如同花布，有其绚丽多彩之艳。”比喻的多好啊，十分形象地把调式调性的区别和变化，讲得一清二楚。是的，中国的民间音乐调式丰富多彩，研究调式的互相转换的手法、剖析其发生和发展的规律，为开拓创作新的音乐领域提供极其重要的理论根据，是他多年来一直期盼的愿望。

实施对民间音乐的全面收集、整理，使后人有完整的谱面可读，有准确的录音可听，有视频和照片可看。这是一次对民间音乐化时代的挖掘与保护工作，真正做到了，我们常常说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件大事。刘均平先生在《信天游简论》里写到“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流淌，漂去了一切浮泛粗浅的渣滓，留下了纯金般发光的精品，折射出社会生活的悲欢苦乐。闪耀着人民艺术才智的光华。”正如民歌中唱到的那样“一把黄沙撒上天，信天游永世唱不完”。我相信，刘先生的判断是对的，民歌是永恒的艺术。讨论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往往会陷入走民族化的道路，还是走西洋化的道路？这已经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从本质而言，这个问题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大慨没有一个愚蠢的国家，完全排斥外来文化，或者完全否定本民族的文化。多元的发展各项事业已经是全球化概念的倾向。但我一直认为，世界音乐发展的方向，我们可以不去管它，但我们本民族的音乐在哪里，怎么发展？我们必须知道；那就是最广大的民间音乐，像大地一样没有穷尽，像地平线一样无边无际。有人说，民歌会灭绝，我却不太相信，我认为只要有民间，就会有民歌，除非民间消失了，那么民歌就不会存在了。民间对于民歌而言，就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就是农民和土地的存在。如果农耕文化彻底消失了，民歌就终止了。退一步讲，现在我们说的民歌，也许若干年之后逐渐淡化，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它的民间形式、民歌本质不变，它依然是民歌。因为它是对民歌的发展，而不是取代。

音乐的思想性相比文学更抽象，往往超越了世俗的对错、美丑、好坏，它的美甚至培养和薰陶了我们认为是邪恶的事物转向善良。那么音乐的属性，一定是抒情的，曼妙的、快乐的，具有歌唱美好生活和爱情的功能。刘先生在《西安鼓乐曲<歌沙>浅析》中写到：“传统音乐历来强调完美的统一，要求在统一的基础上变化，要求变化有序，要求变化得和谐、自然”。他还说：“西安鼓乐是民族传统及文化的一座活的宝库，急待研究的问题不可胜计。”是的，在一切艺术中，惟音乐能够，综合人类所有情感的集大成。对于一个用一生从事研究民间音乐的音乐理论家而言，他的强大支撑必然来自民间音乐背后的思想性、民族性，即人民性的广大领域。刘均平先生正是这样一位研究者。可以说，他把整个生命献给了陕西民间音乐。随着他研究领域的深入，我们会不断看到，陕西民间音乐的丰富性、多样性以及它的源缘，表现形式、构成、内涵，过去和现在的发展与变化，未来的前途与走向。

音乐人对美好事物的敏感和执着追求，是古今中外的典范，德国诗人佛利德里希·荷尔德林，在他的诗作《流浪者》中这样书写：“于是我孤独一人。而你高居云端的/祖国之父，强大的苍天，还有你/大地和光明，你们三位一体，主宰和热爱世界/永恒的神，我跟你们的联系从未中断。”音乐就像那流浪者，或者说有一颗自由的心；像那闪烁的星星和移动的彩云，飞翔和飘逸是他们的本能。音乐人恰好是把天、地、神、人联系在一起的天籁之声。每一个民族的民间音乐，都是本民族生命里的血液和大河，它滋养民族精神的发生和繁衍。中华民族的音乐之源，也一定来自那最广大的生命之初。正如刘先生在《陕西民歌概论》中写得那样：“民歌是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存在与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民歌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历代的文人学士，同时，由于那些诗人骚客对民间歌唱生活的关注和介入，也对民歌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刘先生对民歌的研究是面向全省的，他对陕北、陕南、关中的民歌都有详尽而深入的论述，他说：“陕西地跨黄河、长江两个流域，其民歌的音乐风格，也可以秦岭为界，加以大体的区分。秦岭以北的关中平原、陕北黄土高原的民歌，在色彩上有其差异，但由于这两个地域同属黄河中上游的西北高原，民歌的气质都具有粗犷、高亢的风格。秦岭以南秦巴山区的民歌，则与长江流域四川、湖北等省民歌的风格相通。”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音乐的奇妙也在于此。

刘均平先生还有一部分为数不多的音乐作品，很遗憾，没能收入他的专著里，如：《台湾岛 我的故乡（独唱）》、《我是一棵小白杨（童声合唱）》、《植棉姑娘（表演唱）》、《欢度新春喜洋洋（合唱）》等，主要是一些声乐作品。以上作品或发表或演唱，在那个时代有一定的影响。我很看重这些作品，因为一个音乐理论家，有了这个艺术实践和缺少了这个艺术实践是完全不同的。艺术实践对直接体会音乐内在的表情，以及外部形式都是有本质区别的。其实，不管是音乐家，还是音乐理论家，有时候仅仅体验自己的生命还不够，还要力求体验更多人的喜怒哀乐。另外，也要学会用旁观者的眼睛看世界，所谓旁观者的意义，并不是脱离现实，而是因为暂时远离现场的假象可能更有利于看清真相。这也并不是丢失自我，而是除了自己之外，还必须加上更多人的体验来丰富自己。这可能就是一个艺术家比别人多出的眼睛，甚至浑身上下都是眼睛，才能发现和创造出更好的作品。艺术实践的意义就在于，在现场的感受，在于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刘先生通过音乐创作的实践，使他的研究走得更远、更深入。他在《西部音乐史研究散论》中写到：“传统音乐大都与一定的民俗相联系，民俗是一种超稳定的文化现象，它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生活之中，与民俗相联系的音乐形态更具有活化石的意义，深入地探求这一领域，一定会给我们传递出更多古代音乐的信息”。这个信息与人的生命信息与万物是相通的，想必作者的音乐创作也得益于此。音乐是人类对声音最原始的体验，千百年来，它一直表达着人类最贴近生命的歌唱。

刘先生，在所有的研究中，相比之下对陕北民歌的研究更彻底、更深入一些。由于长期与民间艺人在一起，他对人民的疾苦、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就更近些。他在《陕北民歌巡礼》一文中写到：“这些产生在旧时代的传统民歌，由于劳动人民休戚与共，闪耀着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光辉，从而成为一批具有无穷魅力的艺术珍品”。这一段文字，也正好说出了，他与民间音乐的亲密关系。刘先生在部队生活多年，养成了严谨的工作态度，儒雅、谦和、礼让是一贯的作风。他在后记里写到：“几篇概论述略，其中融入了编辑部全体同志的心血和汗水，各地市集成战友的热情支持。这一批文字，毫无疑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长期的民歌研究中，他的生命之内，民歌精神早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洪流，影响和激励着很多同仁，才能高标准完成此项重大科研项目。他的学养、学识把他逐渐塑造成陕西民歌的学科带头人。他对陕北民歌的情感，早已凝炼成一种精神传承与艺术修养。他认为：“陕北民歌早已以一种地域性民间歌曲的概念嬗变为一种独特音乐风格的代称，为全民族所共享。陕北民歌可以说是由世世代代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包罗万象的史诗。”他的这些精辟的断言，必然与民歌一样，唱之响亮，传之深远，散发着鲜活的生命力。

在这样一篇短文里，不可能涉及更多的研究范酬，很多谱例略去，但我必须强调的是，刘先生对民歌精神的崇拜与传播，是他用一生的心血为之奋斗的结果。他说：“向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学习，努力探索和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规律，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音乐尽微薄之力，是我毕生之愿。”他在以《采风半世纪编纂十一载》为题，“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终审付梓之际的工作汇报中写到：“1991年10月23日至25日（民歌集成·陕西卷）在京顺利通过复审。至此，始自1980年由我省承担的国家艺术科学重点项目之一，历经十一个春秋，胜利地完成了党和人民所赋予的光荣使命。”我们知道，“集成”这是一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国家级专著。刘均平先生在其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巨大的。由于完成这项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他在1988年获文化部、国家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国家民委、中国音协颁发的荣誉，1997年获文艺集成志书编纂成果奖；2004年获优秀编审奖。他为民歌集成撰写的概述、述略也一同被载入史册，那踏遍青山的足迹延伸着他思维的生命。

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会感恩、报答、酬谢，否则善良就不会传递与循环，人类就不会前行。撰写此文，让我想起很多音乐前辈，为陕西乃至中国的音乐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年龄在80岁以上，我们应该记住这些名字：刘恒之、油达民、梁光、刘大冬、鲁日融、关鹤岩、李作柱、张智、常曾刚、王炎、航海、马卓、马生采、梁文达等。我还要感谢我的音乐启蒙老师艾谱、小提琴启蒙老师樊奋革，西安音乐学院给我上课的小提琴老师严俊慧、李武华、刘燕良，是他们给我以最直接的音乐生命和音乐智慧。

感谢刘均平，阅读先生的著作，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